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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《诗经》学和唐诗的形成
http://www.newssc.org 】 【2019-02-11 17:31】 【来源:光明日报

  长期以来,因受制于清代皮锡瑞所谓唐代为“经学统一时代”以及四库馆臣所谓“汉宋体系”这两大经典判断,唐代《诗经》学史,一般被淹没在经学史和《诗经》学史的宏观架构之中:以“安史之乱”为界,前段归汉学,后面归宋学?#27426;?#23427;本身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的问题?#20004;襠形?#24471;到回应。唐代《诗经》学线索不清、特征不明,不仅暴?#35835;?#23398;术链的不平衡,而且与盛唐经济的繁荣、文化的辉煌、国祚的长久之宏大历史场域是极不相称的。其实,在唐代,传承《诗经》的主要群体,已经不是专注于注疏的经生,而是风起云涌的诗人。因此,我们应该到浩瀚的诗海中去发现唐代《诗经》学;另?#29615;?#38754;,也得以透过《诗经》学来考察唐诗生成的脉络。

  经学和儒学虽然关系密切,但毕竟不是一回事,儒学更在意经典阐发的主体性及其实践价值。钱穆在《中国儒学和文化传统》一文中,就唐代的情况判断说?#39608;?#20754;学于经史以外,却另有?#29615;?#36716;进?#20445;?#20854;?#27605;?#26159;“能把儒学与文学汇合,从此于经史之学之外,儒学?#27573;?#20869;又包进了文学一门?#20445;?#33258;唐代起,自杜诗、韩文始,儒学复进入了文学之新园地?#20445;?#25226;儒学来作为文学之灵魂?#20445;白源?#20197;后,必须灌入儒家思想才始得成为大文章?#20445;ā?#20013;国学术通义》)。钱先生“儒学转进为文学”的论断,补充和超越了皮锡瑞与四库馆臣之旧说。

  早在上世?#32479;酰?#35199;蜀学者刘咸炘就已经发现唐代学术的特殊性,特撰《唐学略》一篇,提出“唐学”的命题?#39608;?#19990;皆言汉学、宋学,而无言唐学者。实则唐学非无可言也。”唐学乃“两宋之?#32676;印薄?#20845;朝之后海?#20445;?#20854;独特性在于“于学则轻细目而重大义,贱杂家而标儒宗;于文则轻藻采而重质干,贱集部而标经体。其长为能反源本,其短则流为枵夸?#20445;ā?#25512;十书》)。刘氏深刻指出了唐学崇尚儒学与古典的表征,并进而发现“唐有特异之风?#20445;?#21363;“拟经”。

  非常有趣的是,与钱、刘同时的?#20081;?#24682;先生,也有大致相同的见解,其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云?#39608;?#20048;天《新乐府》五十首……质而言之,乃一部唐代《诗经》,诚韩昌黎所谓‘作唐一经’者。不过昌黎志在《春秋》,而乐天体拟《三百》。韩书未成,而白诗特就耳。”从宏观到具体,陈先生不仅同样指出了唐代拟经的潮流,而且为钱、刘之说,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。为钱氏所谓“儒学转进为文学”“把儒学来作为文学之灵魂?#20445;?#20197;及刘氏所谓“标儒宗”“标经体”“反源本”做了一个恰切的注脚。

  综观三位大师的论断,不禁豁然:唐学尊崇儒学和古典,作为儒家经典最具文学性质的《诗经》理应受到当时诗人的认同和垂青,只不过研究路数已经从过往的注疏转向审美,不再执着于大义的阐发,而是注重从形式到精神的模拟。也就是说,《诗经》学在唐代被“诗化”了。“诗化”的命题,?#24418;?#35265;有学者言及,但是,以上前哲相关论述分别从不同的理论维度暗示了这?#33268;?#36753;发展之必然。另外,我?#19988;?#21487;从创作和鉴赏的角度来看唐代《诗经》学的“诗化”表征。

  《诗经》是经典的经典,唐人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推崇《诗经》,独标风雅比兴,即刘氏所谓“唐代特异拟经之风”在诗歌中的彰显,这一现象已为学者熟知。就鉴赏而言,历代诗论中,有?#29615;?#24120;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:宋代以后的学者,在品鉴唐诗的时候,每每与《诗经》相比附,揭示两者的渊源关系。而对其他时代的诗歌却非如此普遍。明代杨慎深?#20808;?#26151;?#39608;?#21776;人诗主情,去《三百篇?#26041;?#23435;人诗主理,去《三百篇》却远矣。?#23435;?#20316;诗也,其解诗亦然。且举唐人闺情诗云?#39608;?#34949;袅庭前柳,青青陌上桑。提笼忘采叶,昨夜梦渔阳。’即《卷耳》诗首章之意也……又云?#39608;?#22974;梦不离江上水,人传郎在凤凰山。’即《卷耳》诗后章之意也。?#20445;ā?#21319;庵诗话》卷八)与宋诗相比,杨慎不仅揭示了唐诗与《诗经》的神似之处,说明唐人以《诗经》为模范的实践的成功,而且,指出了唐人“以作诗来解《诗》”的诗性的或艺术的阐释形式。这是唐代《诗经》学“诗化”的又一典型案例。以唐诗来解说《诗经》,为我们研究唐代《诗经》学提供了一种?#23578;?#30340;路径。

  近年来,已有许多学者对唐诗与《诗经》关系的研究做了很多深耕工作,从而,也充分例证了钱先生关于“唐代儒学转进为文学”论断的深刻性。简要地说,唐代《诗经》学的诗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孕育期、自觉期、成熟期、高潮期和?#26377;?#26399;五个阶段。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所阐发的儒家诗歌理论,对唐代诗歌的形成具?#24615;?#35774;和规范作用。陈子昂与李白皆自觉上本《诗经》来开唐代诗歌之新运?#27426;?#27719;通《诗经》(儒学)与诗歌(文学)的运动,到杜甫方告完成。杜诗之表现,同时也是一种儒学之表现。其后,韩愈、白居?#33258;?#23558;诗化运动推向极致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,“儒学的确立是文学确立的重要条件?#20445;?#25991;学创作“是作为儒学实践的一部分来进行的”。杜甫所谓“别?#26790;?#20307;亲风雅,转益多师是汝师”、韩愈所谓“约风、骚以成诗?#20445;?#20182;们都?#21069;选?#35799;经》中的儒学精神作为诗歌之灵魂,从而成为唐诗的传统。唐诗的炽热激情正是与《诗经》的积极自信遥相呼应的。吉川与钱穆先生的论说相映成趣,共同阐明了《诗经》学与唐诗共生的意义。

  唐代《诗经》学诗化的过程,不仅融进了唐诗的血?#28023;?#32780;且参与了对盛唐气象的陶铸:其一,唐诗正统化。唐代《诗经》学由经学转进为诗歌,儒学蓬勃向上的功业观使得唐诗得到当时社会以及后人的普遍认同。其二,诗人文儒化。唐代从经、文对立两分(孔颖达、李白),到文儒合一(杜甫、韩愈),经、史、文统一于儒学,儒学?#27573;?#36827;一步扩大。初唐经学家与诗人往往不能兼得,但是中晚唐以后却逐渐改观。其三,官僚诗人化。诗?#26549;?#32479;化,作诗不单是时尚,也是走向仕途必备的技能,诗人成为官僚的基本标识。其四,诗学范畴化。唐代以标榜风雅、比兴、六义为核心的范畴运动,是《诗经》学诗化的重要途径,也是唐代诗学范畴化的必然。其五,诗人群体化。诗赋取士,《诗经》“可以群”的功能在唐代复盛,激发诗人的兼济之志,促成了唐诗的开?#21028;浴?#21151;业性特征。

  总之,时代风尚不同,学术必然转型。唐诗的形成过程,也就是唐代《诗经》学诗化转向的过程。不过,目前学界基本上还是采用传统的接受学方法,处在以《诗经》证唐诗的阶段,而在唐诗中观察《诗经》学存在和传播的样态似乎还专力不够;另外,本领域的学者尚需用更加宏观的视野,突破传统思维的瓶颈,将研究对象置于学术史的流变中考察其特征和规律,从而使得唐代《诗经》学研究?#27426;?#28145;入。

[ 编辑:金宣辰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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